苏联发射的第一颗环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是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建立其论述背景的天文学标志。“年”，她写道，“一个人造的、在地球上诞生的物体，被发射到了太空中。”她接着说，这个事件“在重要性上无可比拟，甚至比原子裂变还要重要”(“前言”第1页)。甚至蘑菇云那令人惊惧的黑暗，在这个直径大约23英寸的闪亮金属球状物面前也黯然失色。
《人的境况》的第一个主题是科学——和技术以及科学认知方式造成的人类经验的改变。第二个主题是一旦我们察觉到科学的诱惑与危险，以及它无需证明的优点和奖赏，我们如何能借着重新激活政治思考的力量，在运用科学的同时恢复人类对科学的权威？
在开篇谈到人造卫星之后立刻提到核爆炸，阿伦特在第一个天文学标志上又增加了第二个。故而，此书的论辩不仅是在科学之诱惑——对我们住在地球上的人有望摆脱地球的欣喜展望——的标志下展开，也抱着对科学之危险的警惕。
诱惑超过了危险，仅仅因为它们为危险开路。科学引诱我们想要一劳永逸地结束政治，把人类境况转变为一系列可以用确定方案来解决的技术问题。在这本书的最后，阿伦特终于清楚表达了那种诱惑产生的危险，“人类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勃勃的迸发，却终结于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中”(第页)。
在某种程度上，阿伦特把自己定位在以现象学著称的哲学传统中，即，她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视为洞察“人之境况”的出发点。她考察自己周围的世界，在日常经验中观察到一个不断增强的习惯，就是将所有人类行动还原为效用函数，还原为效果计算和成本收益的加总，或是将演绎规则机械运用到行动上的算法。
重要的是，与现象学的核心人物，如她的老师海德格尔相比，阿伦特不把这些还原主义操作视为日常现象本来就有的必然病状。在她看来，如果现象背后的真实“存在”会令人痛苦地消隐，那么它们也就本不是必然的。
相反，她认为正是这些还原主义操作反映了“规则”的问题，用帕钦·马凯尔(Patchen Markell)的表述[1]，就是一种霸权的智识范型支配了人类生活的所有可能解释的问题。在阿伦特的视野中，这种还原主义范型正是科学和它所依赖的思维模式——预测最终和确定的“正确”答案的思考方式。思庐edit
在阿伦特的论辩中，科学思维方式有两个关键特征改变了人类经验。第一个是对——事情如何发生的——原因和结果的重视，令人类推理被机器取代，最终被速度更快的计算器取代。
她写道，“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经验的不仅仅是沉思，甚至不主要是沉思。思想本身在它‘根据结果计算’时就变成了大脑的一种功能，结果人们发现电子工具要比他们自己能更好地履行这些功能”(第—页)。
随着科学发展出更大的力量来解释事情是如何运作的，设计出技术解决方案让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有些也是手握资源或权力的人所乐见的，例如核武器)，我们应当追求哪些目的和为什么应当追求的问题消退了。的确，阿伦特说她希望人们从她的书中所得的“非常简单，仅仅是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前言”，第5页)。
在当代不难发现科学引导下的消极无力政策的例子。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一个报告，《美国的监禁增长：原因和结果的考察》在此很有说服力。报告试图评估美国监狱司法系统在过去三十年里，监禁数量急速上升的原因，在大量已有研究、犯罪率追踪、政策变化对于监禁的影响、选举政治等等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更综合的分析。
作者得出了一个有力却令人不安的结论：“在司法领域内，经验证据本身不能提供制定政策的方向，可是随着过去四十年里美国监禁的戏剧性增长，清晰透明的规范原则的表达却显著地消失了。规范原则深植于司法体系和治理理论中，经验证据需要规范原则的补充以指引未来的政策和研究。”[2]
简言之，作者承认在过去几十年里，刑事司法政策的制定被社会科学家的经验性工作牵着鼻子走，而社会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