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时值俄乌危机，江弱水老师在“神话的去魅与解毒”一文中论证了俄国文学是如何在俄国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合法化其侵略者的主体身份的。援引波兰裔美国学者埃娃·汤普逊（EwaThompson）在年出版的专著《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ImperialKnowledge:RussianLiteratureandColonialism），他指出许多聚焦对内部镇压反抗的俄国文学在无形中也让俄国对外的扩张“消失”在视野。在此文中，笔者打算进一步延伸对于文学与帝国意识的讨论，扩充一些方向和例证，希望能够对于辨认和抵抗帝国意识和殖民逻辑在当下的复现有所助益。
《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深入“荒蛮之地”：知识生产和殖民阶序的建立许多殖民时期的书面作品都围绕“深入‘荒蛮之地’”（“goingnative”）这一主题展开。“native”（原住民的，当地的）在西方人类学的历史脉络中从来都不是一个脱离政治的中性词。殖民时期，不论是前往殖民地的人类学者，进行民族志记录的社会学者，做生物和地质考察的“探险”家，亦或是寻找“灵感”的艺术家，作家，还有传教士，他们的书写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印证了帝国秩序和殖民逻辑。在这一逻辑中，被殖民者或者原住民群体成为了和处于帝国中心的欧洲白人截然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原始”“低等”“野蛮”的“有色”人种。
但实际上，他们所印证的不过是一种能够前往所谓的“荒蛮之地”的行动的特权和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传播“客观”知识和“普世（适）”文化的话语霸权。殖民统治和话语生产两者相辅相成，建立了一整套以否定被殖民人群的生物特征和本土文化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殖民秩序，进而维系了西方中心式的现代文明观和白人至上的殖民统治。欧美白人成为了“文明”与“进步”的代言人，“白皮肤”与西方价值观和世界观也成为了衡量“高等”和“高级”的标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黄皮肤，棕色皮肤，黑皮肤及其代表的文化的劣等性。
为殖民统治正名的帝国逻辑，以及对于被殖民人群的负面建构，牵涉了知识和文化生产的方方面面，并且并没有随着被殖民地区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消失，而是以更加隐晦的形式在当今世界存续。被殖民的人群也会内化对于自身的种族主义叙事，被迫甚至主动顺从殖民权力秩序和话语体系，而这些叙事也仍然在影响着前殖民地独立后的民族想象和国家建设。
比如在去年上映的、根据弗兰克·赫伯特年的同名作改编的科幻电影《沙丘》中，厄拉科斯星球的原住民弗瑞曼被广泛认为以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为原型。其中有一幕，公爵的儿子保罗和杰西卡夫人即将进入沙虫的领地，保罗建议他们模仿弗瑞曼人的行走姿势。他说：“我们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死定了。我们必须得像弗里曼人那样行走。这就是所谓的沙步。”而这一幕与法国生理学家、民族志电影导演菲利克斯·路易·雷格诺（Félix-LouisRegnault）在19世纪末对于西非人行走步态的“非正常”性的描述不谋而合：雷格诺认为西非人高度弯曲、“野人”、“史前人类”的走路方式，有助于法国士兵行军。
文学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远离政治的艺术形式，着眼于微观和独特的个人而非宏大和广义的集体，某种理想的避难所和慰藉性的存在。这种思维定式使得文学中对于被殖民和少数族群的非正义构想更难以察觉。
在非洲文学奠基者，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的笔下，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代表作《黑暗之心》（HeartofDarkness）无疑坐实了对一些文学作品与殖民主义的合谋的担忧。阿契贝认为，康拉德美学化了“深入‘荒蛮之地’”这一主题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殖民秩序。这本极具感染力的书所传达的逻辑是，已经“克服”了前现代黑暗的欧洲现代文明（以贩卖象牙的英国人库尔兹为代表），在接触到非洲这片“前现代”“黑色大陆”（在书中以刚果为代表）后，面临着被“野蛮”再度吞噬，重新回到黑暗的危险（库尔兹的染病和死亡）。
阿契贝指出，用“作者不等于叙述者”这一点来反驳康拉德是种族主义者这一事实是孱弱的。研究《黑暗之心》的西方学者常常会说，康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