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救命沙袋
《气球上的五星期》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一部探险小说。
故事里有这么个有意思情节：主人公们乘坐热气球旅行时，一群秃鹰把气球啄破了，这时客舱开始迅速下降。为了让热气球再次上升，人们开始往外扔东西，首先是沙袋，之后是多余的补给，再次是非必要补给，这时候气球还是升不上去，眼见就要出事了，其中一个乘客为了挽救伙伴们，直接从吊篮里跳了出去。配重下降，气球终于开始再次上升，其他乘客转危为安。
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快乐的：跳出去那位叫作乔的大哥没有遇到生命危险，而且探险家们经历过各种艰难险阻后，完成了飞跃非洲的壮举。可小说是小说，现实是现实，世界宏观经济这架气球能飞上去么，现在看来还是个迷。
已经说过很多回了，今年全世界经济衰退是在所难免了，疫情、经济危机周期以及全球增量极限的到来，让未来几年都蒙上了阴云。
为了让船不沉，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透支未来人口的幸福，采取极端的财政政策来保护本国经济能够挺过眼下的难关。减利率、增国债、拉基建都是常规项目了，不少政府甚至采取了“直升机撒钱法”，直接给个人和企业发现金，就目前来看，财政政策的潜力可能已经发挥到极致了，但效果怎么样，现在谁都说不好，还需要等待一两个季度，才能看清大局。
中国在防控如此严格的情况下，北京还是出现了小型的反复，如果缓冲区较小，公共卫生反应较弱的经济体迎来第二次疫情，那后果真是会不堪设想。
而且说句大实话，不少地区发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是迟早的事，本来预计着可能最先迎来动荡的是粮食和水资源会出问题的中东和非洲，没想到美国社会积压的问题率先引爆了骚乱。
当然，人家是大国，吸引的注意力更多一些，真正的人间惨剧都悄无声息，阿富汗新冠确诊率接近60%的时候，国家检测能力一天人都不到，怎么熬过去，没人知道。
如果把经济发展比作开篇讲到的热气球，面对这次全球疫情，大部分国家为了保住经济，可以说把非必要的补给都已经扔了出去了。再不行可能真得牺牲一部分人才能保住大部分人的生存和福利，最后要么是中产阶级背负损失，要么是低收入者直接被踢出社会保障体系。
当然中国也很难，外贸的福利今年是很难享受上了。基建这款老三样也已经被推到极限了，再拉都想不出来该怎么拉，只能做做新基建概念。
能盯紧拿住的，只有扩大内需，为了保就业促发展，地摊经济都已经被拿到台面来说了。
人们的希望原本只是不要再糟糕下去了，但是在热气球下降的绝望中惊奇地发现，一直以来我们的吊篮上还绑着几百斤的沙袋。来自新加坡的学者年初发布的论文，最近引起了国内学界的讨论，不少人为之一振，因为论文的结论指向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如果中国能够有魄力放开人口流动，让户籍制度改革自由度更大，它能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福利，不亚于当年入世。
人们看到热气球，还有升上去的潜力。
两个设想，放宽或者放开
其实人口流动释放的经济红利，一老早就被观察到了。年来自多伦多大学的学者朱晓东以及来自卡尔加里大学的特雷弗·汤姆（TrevorTombe）在联合研究中揭示：从年到年间，万中国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促进了实际收入15%的上涨。
入世的大背景会促进城市间贸易，但福利增长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阻力降低。当时其实他们就已经得出了和新加坡学者一样的结论：对于中国，减少内部贸易和移民成本，要比降低外贸成本更重要，带来的经济红利也更大。
中国入世以后人口流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个阶段是以年为节点，更多人口直接前往沿海发达城市；第二阶段以年为节点，人口倾向于向内陆城市流动。这是政策导向造成的。
中央其实在改革开放后就认识到优化劳动力配置的重要性了，于是首先解决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对立，放开对农村人口的管制。年的时候，国家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当时的《意见》规定：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户口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门槛为50-万人）；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人口万至万的城市就业超过一年，交纳社会保险并且有住处，便可以入户该地区；严控人口万以上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该条例的出台，外加各地区政府的不同政策，就导致了年以后的人口流动变化。毕竟户口是和公共服务挂钩的，北上广好是好，但没法落户，为了生孩子能有学上，生病能报销，选择长期居住地的时候，人们还是会选择能够落户的城市。沿海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就转向了内陆城市。年，迁往沿海城市的人数是迁往内陆城市的1.8倍，但是到了年，去内陆的就比去沿海的多了三分之一。
但严控是必须的吗？万真的就是门槛吗？这话现在可真说不准了。
新加坡的学者许文泰和马麟对过去中国人口流动数据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了定量研究，他们分析了两个户籍改革的路数。
第一是在目前的基础上，降低移居沿海大城市的成本，让移居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的成本持平，这样子沿海城市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高，会比内陆吸引更多人口，那么国民福利能够提高2.2%；假如胆子放得更大，直接让户籍政策更自由化，那么可能会让国民福利最高提高6.9%。
这可是个不得了的概念，想提高2.2%的国民福利，如果换算成对外贸易，那中国需要降低4.4%的外贸成本；如果想让国民福利提高6.9%，那得要降低12.7%的外贸成本。但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外贸成本才下降了5.1%。换句话说：要是户籍政策敢大胆放得开，中国经济发展能迎来个比入世还大的经济福利。
这还是在劳动力重置数量按现有水平计算的，如果有更多政策鼓励，比如降低外来人口子女就学门槛，加强全民养老设施建设，可能效果还会更好。中国城镇化水平，才刚刚达到60%，发达国家一般在80%，要是能把那20%的人口资源配置好，还有一轮经济增长新机会。
放宽入户到底可行不可行？
刚才提到了，年的《推进意见》里边规定人口-万的城市，入户的时候还是有就业和居住限制的，门槛还是存在的。
但这个要求在年年底的时候，就发生变化了。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里提出，万人口以下城市直接取消落户限制，万-万的大城市落户政策也全面放宽。城镇化这盘棋，在疫情前已经下了起来，这个拉动内需的思路无疑是可行的。
国家统计局在今年2月公布数据，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60.60%，比去年提高1.02%，户籍城镇化率到了44.38%，比去年提高1.01%。全国31省份户籍制度改革目标也制定了下来。广东就许下了宏愿，今年要努力实现1万左右的农业人口和其他常驻人口在广东城镇落户；河南则表态，今年要完成1万的落户目标；陕西的目标在0万左右。光这3个省份就要在今年促成万人的城镇化，而全国31个省份都有各自的城镇化任务，未来几年可释放的经济潜能，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显现出来。
当然了，许多经济大省都盯着一件事看，就是许文泰和马麟的第二个思路有没有可能实现：人口万以上的城市，敢不敢彻底放开？
目前各个大城市都在思考，放开后劳动力过载怎么办，冲击当地就业和公共服务太严重怎么办，这个平衡点在哪，目前还并不清晰。但是每个城市都暗搓搓地观察其他城市的落户政策，不少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说着自己有落户限制，可真正的落户门槛，都在悄悄下降。
年3个月的时候，天津确定年居住证积分落户不设总量限制，这意思是很可能吸收比过去计划更多的人口；青岛市人社局3月中旬宣布，在读大学生均能落户，甚至还提前锁定毕业生进入青岛——要是愿意来落户，签署“信用合同”以后，还将会给予一定的落户补助。大家都想往沿海城市迁移的愿望，也吓坏了西安、重庆这种内陆大城市，落户门槛也是一降再降，只为了抢人。
再加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推动经济发展的内部要求提高，中国劳动力优化肯定会继续，到时候还会有新的机会涌现出来。
学者马麟和唐旸还曾对中国城市人口激增后的工资、就业、物价和拥堵问题进行过讨论，他们对中国个地级市的人口流动观察表明，只要是人口净流入城市，当地居民和外来居民都会收益。反之，限制人口流动，往往会降低城市活力和生产效率。
保持人口增长，已经成了城市的“命局”。
不过，争端也是必然的，外来人口激增带来的大城市病，比如交通拥堵、资源缺乏，都会是问题。受到最直接影响的是土著居民中的低技术工人，外地人口一来可能会使这部分人口的工资收入下降或者是直接冲击一些就业。比如北京公交安全员这个职业还存在，很大程度是为了解决一部分人的工作问题。
一切不可能是完美的
所有经济改革一定会产生输家，哪怕是再政治正确的全球化也造成了诸多问题。户籍制度的改革一定会给部分地区造成负面影响。大城市病其实算是个富贵病，经验和教训都在，解决起来算是有门路的，但小城市病可能就无药可救了。
目前中国的人口流动方向是多维的，不光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欠发达城市人口还在向发达城市的流动。那些对人口没有吸引力的城市，自然会面对人口净流出的问题，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房产降价，通货紧缩，生产下降。恶性循环一开始，可能就会导致更多的人口流失。
所以如果真放开户籍政策，要担心的可能不是城市规模万的人口怎么创造更多的就业，怎么平衡土著居民的敌意和不安，或者如何将新增人口接入公共服务，最大的问题是欠发达地区发展不起来，直接荒废了怎么办？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胡小武就说，中国小城市因为人口负增长出现了一种“庸堕化”，经济差距扩大以后，精神生活也很萎靡不振，文化消费这块就会非常堕落。其实这对新城镇化建设也不太好。
越是这样，大家往往越懒，越没有劲头去改变经济结构，最后可能还会出现小城市发展陷阱，所以放开人口流动也得注意这一块。看看那些衰退城市居民的娱乐就知道了，没有什么实际产业支持经济的话，可能最后的翻身梦就是做个网红了。
目前已经确定，新冠疫情会产生季节波动，秋冬时节会来来回回，南北半球会交替流行，国际政治、贸易秩序都已经被打乱，混乱和无序才刚刚开始。想稳住经济和就业，户籍政策改革肯定还会继续，速度还可能加快。
上次在《小镇青年翻身难》里提到了关于阶级流动的问题，虽说高等教育可能不能让小镇青年拉平和一线城市青年的差距，但是阶级跨越还是可能完成的。要说还有什么机会能彻底翻身，那就是迁移到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吃宏观经济发展红利了，这和移民到发达国家的道理是一样的。
要是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区没什么高级精神文化消费，人口还有明显的流出趋势，那就走吧。
更何况，对一个个体来说，假如在家乡失掉了机会，一个人到外边寻找到新的机会从头开始，是这个人应有的权利。
举个极端的例子，最近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苟晶，剥夺她上学资格的是她家乡的人，她如果不离开家乡重新开始，恐怕也难有今天的体面生活。离开家乡后，将当初家乡的肮脏事情暴露出来，为自己讨一个公道，也可以是热爱家乡的表现。
参考文献：
Hsu,W.,Ma,L.().Urbanization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AQuantitativeAnalysisofChina’sDifferentialHukouReforms.EconomicsAndStatisticsWorkingPapers.Retrievedfrom